傅聪履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向古特雷斯递交全权证书

基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不仅以和为贵刚健有为等观念能得到系统说明，儒家哲学的诸多特点，如伦理学上对万物一体之仁的强调、认识论上对价值与行动的重视、政治学中对大同道治的追求等，也能得到统一的、根本性的理解。

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仍未脱一先耳。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也提到弈：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

山中才一局，世上已百年。道家之道，则更多地体现为天地自然之道。而细玩熟思，渐至六、七以上，则得形。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得其步骤—得形—得意—会神，既代表弈者品的差异，又是棋艺由浅入精、技进乎道的过程。

竞技的本质在于冲突与征服，话语的本质则是沟通与交流。受八、九子者，即可得其步骤。[9]（P108）李贽论商人道：且商贾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

[39]（《劝善书序》）当时的俭，就部分包括了悭吝的道德品质。他记道： 今观衢术之交，绣窗绮席，曳罗衬锦，累褥重捆，而鹑结者尚次诸途，彼何有于桑？钟鼎水陆，鲭五侯，调易牙，筦弦优俳，杂遝并进，而枵罄者尚叹诸室，彼何有于耕？即使国门之外，画地而畦。余英时对此问题已有深入的探讨[8]（P1—52）[9]（P104-160），而笔者在此的讨论，除了对此现象进行史料的补充，藉此证明这一现象在明代的深度之外，尚拟就此问题给予一些深入的研究。而另一种则主张，求富有道，悭吝者不一定会致富，而人富了以后也不一定要变得悭吝。

与明代相比，反映出清代致富论的某种倒退。三是肯定富民的存在，是地方社会稳定的主要力量。

商业化的结果，当然是农村人口的分化，乃至弃农就贾风气的形成，进而形成一些靠经商而发家的新的富民层。顾而他适，得利亦如之。甲坐肆不出户，货不饰，价不二。在明代，尽管商而儒、儒而商，出商人儒或出儒人商，不乏其例[21]（卷二十八《朱介夫传》），但商人的理想目标仍然是中科举而后出仕。

幼治经生业，沉浮庠序16年。如陈允德，家世受贾，而其本人亦少行贾。当小民有旦夕缓急之时，上既不能赉之，邻里乡党也不能助一臂之力，在这样的窘境下，小民从典当铺中可以得到一时的救急。我们必须排除这么一种误解，认为农民的贫困化，主要导源于朝廷的横征暴敛或土地占有者的剥削。

在这种社会变动的背景下，关于致富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历史转向，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或命驾扶藜，留连忘反。

无论是额定必须交纳的官税，还是在场、务现纳之税，商人均通过自己推举的总办一、二人负责其事。显然，儒家所谓的诚、信已受人怀疑。

如狄百瑞坚持认为：理学并非始终不渝地为维持现状服务，它也能成为对现存秩序的一股批评力量。在他看来，不妨口中说一些慷慨之类的话，而内心存一种机械，使天下人知道失信之后，就永无造门之请[6]（卷七《鄙夫训世》，P29）。这说明，从勤俭致富转向智慧致富和诚信致富，从力农致富转向经商致富，这既是一种社会变动，更是一种观念变革。） 进入专题： 致富论 商人精神 儒家 。这种观念，出现于五代之时，当时的士大夫就有言：贵不如贱，富不如贫，智不如愚，仕不如闲。换言之，笑骂由得你们，但我自生活快乐。

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侧[44]（卷三十四《潘汀州传》）。商人子弟入学成为生员，这在明代已是屡见不鲜，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肯定寄庄户一类富民的功绩，认为寄庄户是无田之人的父母，不但无害于民，而且有利于民，即使他们田连阡陌，有兼并之嫌，事实却成了无田者倚命、仰给之父母。通过明代的例证，可以推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出一条独特的近代化之路。

[14]（卷十七《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P193）如果说吕柟还有点扭扭捏捏，既要求利，又不许学者自己经商，而是由子弟、亲戚出面，那么，顾宪成则已明确将义、利合而相成，通为一脉。这样说并非是要否定传统社会存在阶级差异乃至剥削这么一种客观事实，而是想说明社会的复杂性。

智慧聪明看上去是好东西，却往往会遭到造物主的忌讳.最终导致空乏终身。如何看待海瑞这一政策？这无疑是一种锄强助弱、铲富扶贫之举，过去的论者显然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同样说明商人伦理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农业生产领域只靠勤俭或老天吃饭的特点不同。

在明代，最为百姓困苦的是徭役的繁重，这一点毫无疑问。《礼记·祭义》注也说：臣能世禄曰富。

那么，财富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早在明初永乐年间，郑棠就看到了为富者多行不仁的现象，深知富与仁之间是一种冲突的关系。明人敖英在《绿雪亭杂言》中对富字的解释，无疑堪称传统致富论的典型。

金楼，字龙翔，海阳五城里人。在致富论上，古人亦云：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为下。

在明代，生员层的社会阶层来源，除了官宦子弟以外，更多的是来自社会的下层，举凡农、工、商之类。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一个社会普遍以求利为风尚的时代，财富有时就代表了一种体面。[49]（卷三《跋静山遏籴歌》，P47）佛家所谓的五家子，就是指水、火、盗贼、县官与恶子。有人问他：今之居大位享大福者，未必有学问。

所谓的本富，就是农桑。可见，致富确实已非一途。

[45]（卷一《内篇·谈道》）显然，他将这五贼仅仅视为后世儒者用来训世的东西。明人沈榜也有相同的看法，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而民性至愚，愚则易惰[30]（卷一《日字·宣谕》）。

五常与商人精神遂成水火。讳言强，则孔子足兵，《周易》除戎，非矣。